马明哲：从司机到首富的传奇人生

“为什么我要像一位盲人一样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过河，如果我可以多付一点钱，比如通行费，为什么不走河上的桥呢？”－－马明哲

　　

　　 位于深圳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大厦，有两个青铜像，左边的是孔夫子，而右边，则是爱因斯坦。这种东西相容的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就是现年51岁的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兼CEO马明哲。

　　每天早上8：30分，平安保险公司在全国300个城市的220000名员工都会以合唱公司司歌的方式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四海之内，心手相牵。衷心祝福，中国平安。”司歌结束以后，仪式开始：公司各机构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成员向带队的老师行45度的鞠躬礼，这种以鞠躬屈身表示尊敬的礼节，一度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孔夫子的封建余毒而被禁止。而后，员工们陈述公司的服务宗旨，由领导进行讲评。每天10：30分以后，平安的员工们便开始上街发展业务，通常很晚才能结束自己的工作。

　　这种晨会表现出了这个中国企业管理中独特而真实的一面，而平安保险公司的独特更在于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和基础的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之一，”克耐尔·亨利，全球著名的金融财团高盛公司的一名高级官员曾经这样评价说。

　　我是平安的一名推销员

　　平安在1988年成立之初，总收入只有418万元，利润190万元。但是据统计资料截至到2003年年底，平安保险集团的个人客户数量达到3080万名，资产总值达2035亿元人民币。在10多年的时间里，公司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全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旗下的平安人寿已经是全国第二大人寿保险公司，平安产险也成为了全国第三大财产保险公司。马明哲驾驶着他“中国平安保险”这艘事业旗舰，在中国保险业这片激流险滩十几年的迎风驶进中，一步步壮大，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特的领导风格和经营理念。平安保险，一家在产权结构、业务延展、市场操作、集团架构各方面都不断挑战现行政策底线、突破业界旧规形成表率的金融公司，并因此在16年历史中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可以说，它也是眼下中国仅有的一家由企业创始人明确而强烈的战略意图推动而逐渐成形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仅此两点，平安已可被记入中国金融企业进化史册并独立成章，其创始人马明哲的思想及操作当有被详细记录的价值。

　　马明哲在自己的著作《繁荣危机》一书扉页上写的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愿一生为之奉献的中国保险业。”对此，他解释说：“这才能代表我的心声。我非常热爱保险事业。保险是一份综合理财计划，它为个人和企业提供稳定的保障。1988年，我曾在纽约保险学院学习过一年，那里培养了我对保险事业的感情。经过12年从业，现在，即使不给我工资，我也一样愿意在保险业工作。我一直说，我是平安的一名推销员，我向国家和政府推销平安的商业运作机制；向世界推销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向股东推销平安的管理运作和人才资本；还向每一位平安同仁推销平安远景和平安价值观；向社会推销平安的品牌和文化；向客户推销平安的诚信和保障。”马明哲的经营管理的思想和理念在这句话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概括。

　　诚信——最本色的企业文化

　　除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平安那种中西合璧的企业文化，“诚信”也是马明哲一直强调的、平安人一直恪守的企业理念。马明哲指出，平安立业之本，核心就是“诚信”两个字。诚信是企业的生命，对保险公司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保险公司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客户今天交给保险公司的钱，可能要过二三十年后再从保险公司领取收益和回报，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经营上不能急功近利。只有从长计议，诚信守约，客户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平安进入“500强”和“400优”，只是一个近期的目标，把平安建设成有着诚信金字招牌的“百年老店”，才是平安员工的最终愿望，这需要平安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平安一直在员工中倡导诚实、信任、进取、成就的价值观。有这样一个保险理念，在平安可谓是深入人心：如果过于追求短期利益，放弃诚信，企业终将一无所有。虽然现在平安家大业大，但对客户永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谈到客户，马明哲的话语中充满深情：“客户给我们的是他们的血汗钱，可能就是他们给子女深造和婚嫁的钱，可能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也可能就是他们的救命钱，他们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信任，托付给我们的是他们终身的幸福。如果我们对他们不诚实、不讲信用，我们将问心有愧，我们的这口饭就会咽不下去，我们拿钱的手就会发抖，我们自己的良心就会不得安宁。”

　　河上有桥，何必再去摸着石头过河

　　马明哲做大平安的秘诀之一，就是学习模仿世界同行的经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马明哲却说：“为什么我要像一位盲人一样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过河，如果我可以多付一点钱，比如通行费，为什么不走河上的桥呢？”1993年，马明哲访问台湾得知国际通行的经验是：寿险的蛋糕要远比产险大很多。马明哲对此深有同感，于是对西方管理技术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1995年平安就开始着手与国际接轨的工作，并找到了这个高度专业化行业迅速提升自己的诀窍——请外脑，也有人称之为“强势接轨”。

　　1996年12月，以张子欣为代表的麦肯锡成员走进平安起，到1997年，平安从国际知名保险公司引进了30多名培训讲师，总精算师斯蒂芬·迈尔曾经是美国林肯金融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原来的首席财务官和总经理汤美娟则是来自安达信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前后共有50多位外籍专业人才进入平安的管理层，这个数量占国内整个保险业外籍专家的90%，总部的财务、精算、IT、培训、投资、营销等主要业务门市部的一把手都由外籍专家担任，而其中有很多曾经仅是平安的高级顾问，现在却全职为平安工作，并享受国际薪酬标准，这对于一家中国内地公司来说，非同寻常。

　　马明哲为此也付出了昂贵代价。汤美娟在平安任职期间的收入是年薪900万港币加期权股票，现任总经理张子欣年薪也高达800万港币，这些甚至都高于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顶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但马明哲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他们为平安带来的收益足够平安为他们发500年工资。”对于请外脑，马明哲的著名论断是：“河上有桥，何必再去摸着石头过河？”

　　最好的防卸就是进攻

　　马明哲喜欢讲这样一则有关青蛙的故事：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热水中，它会拼命挣扎地跳出；如果把它放入温水再不断加热水温，青蛙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的体温，逐渐适应。但是到水温高得无法承受时，它已无力跳出。

　　这个故事给人的启示是，青蛙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能做出迅速反应，但是由于不能识别缓慢、渐进的危机而死亡，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经营危机，一个企业可以采取措施予以化解，但是那些平时意识不到的潜在危机却往往是致命的。这就是马明哲常常强调的繁荣危机论。他认为，就企业本身来说，在企业的各个时期都存在着各种危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也被带动起来，其市场也正逐渐扩大，并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然而中国保险业在技术、经验和人才上与国外企业有一定距离。另外，国内保险业仍缺乏非传统型保险产品。从中国保险业将来的发展来看，在繁荣的背后仍潜在着危机，这种危机就是主要来自保险业竞争的加剧。

　　这种竞争中的忧患意识，是马明哲在自己生活中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反复强调的。平安甫一出世，就处在竞争的环境中，挑战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那时开始，他们就用行动实现两句很直白的话：“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在对平安的批示中说：“平安不要做改革的对象，而要做改革的产物。”在2003年11月3日山西平遥召开的平安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他给自己的部下做的报告的题目竟然是Tomorrowwillnevercome(不要幻想明天)。

　　对于竞争之道，马明哲崇尚的是“最好的防卸就是进攻”的战略。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聘请国际会计师、第一家聘请麦肯锡进行管理咨询、第一家聘请国际精算师的保险企业。马明哲把平安保险的奋斗目标，定位在达到“国际一流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水准上。他们曾经豪言，要把平安建成和美国花旗集团一样的中国一流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集团。但是，他们同时也承认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会把战线拉得很长，将集中力量于金融尤其是保险业务上。

　　保险业圈子里的人都说“马明哲不是人，是神。”一位国内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称马明哲是其“偶像”，他说：“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前半句话未免言过其实，后半句则让人看到了马明哲作为一个人——一个不平凡的企业家，区别于平常商人的一面。那么，脱去神话“圣衣”的马明哲到底是个怎样的“庐山面目”呢？

　　从司机到首富

　　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马明哲首先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作工人，然后在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担任通讯员。马明哲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83年他的一次平常的工作调动中。

　　1983年夏，马明哲被调动到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工作，就职于该地的劳动人事处。在那个年代，汽车在中国是少有的专供领导们出行的工具。由于会开车，马明哲就被选中担任当时的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并兼任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车队的队长。

　　由于早年丧父，马明哲一直是由守寡的许姓母亲抚养长大的。单亲家庭培养了他忍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而作为一个领导的司机而言，这样的性格恰恰是最合适的。不久，马明哲就赢得了袁庚的赏识和信任。在袁庚身边工作了两年之后，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安排到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那个时候，公司总共也就三五个人，主要负责工业区员工的一些福利性劳保事务，规模很小。转眼到了1988年，袁庚又委派马明哲参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从而开始了马明哲“发迹”的富豪不归路。

　　在金融界，马明哲从一个司机，奋斗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且在位时间长达10余年之久，这在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和风波诡谲的中国金融界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而在政界中，马明哲从一介车夫，迅速串红为一颗政治新星，担任了深圳市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甚至一度在坊间被广泛传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热门人选。那么，一个司机是如何造就中国首富的这一系列奇迹的呢？

　　初掌平安

　　1987年9月，时任蛇口社会保险公司副经理的马明哲授命全面负责筹备平安保险公司，那时他的经验也仅限于在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过几年。1988年3月，由中国工商银行和深圳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分别出资51%和49%的平安保险在深圳正式成立。当年的马明哲年仅32岁，风华正茂，作为招商局的股东代表出任平安保险董事总经理，后被任命为副董事长。

　　平安创立初期的发展，股东方——工行与招商局对其的支持功不可没。比如从平安开业的第一天起，工行就在全系统内宣布，在为贷款企业提供保险代理业务时一律只选平安一家。招商局对平安早期的业务发展帮助虽不如工行，但整个蛇口与招商局有关的保险业务也几乎全部给了平安，主要体现在后勤人事方面，除了调配所需的人才外，招商局凭借当时自己拥有一定深圳市户口额度的便利，为调入平安的人员解决了户口问题。

　　股权高度集中，加之业务来源需要股东的大力支持，马明哲当时对公司的影响力仍相当有限。更何况，作为招商局派出的董事，马明哲的人事关系挂靠在招商局，一举一动自然颇为掣肘。当时为了能顺利开展工作，颇有远见的马明哲开始设计了的对策是“金蝉脱壳”之计。1989年，平安以成立员工风险基金为名让员工持有部分股权，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于国家政策变化的缘故，1992年在以该基金注册职工合股基金公司。顺理成章，马明哲在董事会中的身份有了更合适的名份。他开始作为职工合股基金派出的董事担任平安董事长，从此摆脱了招商局对他本人的人事任免上的控制。

　　一意孤行

　　1993年的平安保险，是一家成立仅5年的保险公司。事实上，到1994年，平安的保费收入也才2.6个亿。但是这家公司的发展视野、路径选择和气质在中国当时的保险公司中已显得格外突出。1988年成立后，平安势如破竹，相继从地区性保险公司进入全国性业务，从产险进入寿险领域，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个人寿险营销。

　　追随马明哲十多年共同创业、平安保险的执行董事、副首席执行官孙建一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平安曾卷入了当时市场上的一些不规范、不健康的竞争。“不用这些手段就意味着放弃市场，但是它弄得我们非常痛苦，”他说，“我们始终感觉这个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必须要寻找一个能够更稳固立足于这个市场、求得更大发展的手段。”他回忆，“综合金融集团”的设想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其实，一个更大的背景是，1993年底，两位外资股东高盛、摩根登堂入室，极大开启了平安的国际化视野。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以挽救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控的局面。颇有战略眼光的马明哲就在高层内部提出平安走金融集团化发展的设想，他看到国际金融业的流行趋势是由昔日的分业走向混业，各国的金融保险业都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下，纷纷通过集团控股的组织模式实行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

　　但是当时在“分业经营管理”的监管主调下，平安根本不敢直接将“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设想摆上台面明说，“如果提得这样明确，和主调唱反腔，你根本都不能够存在，更别说达到你的目的。(孙建一语)”于是平安向监管部门报出的方案是集团控股模式，即由一个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产、寿子公司和投资子公司，由集团控股公司对业务、财务、投资、人事、计划和风险内控等重大决策进行统一管理的分业模式。

　　即使在金融整顿风声最紧的时候，马明哲仍旧非常坚决，除了产寿险两项主营，想要的金融牌照也决不撒手：经过两年的前期工作，平安1996年完成对工行珠江三角洲金融信托的收购并更名为平安信托；平安从1991年8月以证券业务部名义开始经营证券，1996年在信托公司名下正式成立平安证券。

　　马明哲对付监管部门的策略就是“拖”。据孙建一说：“如果监管部门不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批的话，我们就一直拖。”“拖”的成本很高，马明哲“不可为，也要为之”的顽强把自己送入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他求见监管部门的领导，碰到提出“只谈五分钟”都遭拒的尴尬。监管部门明确规定，在平安分业没有完成之前，不审批平安新的分支机构。看着其他竞争者那几年不断发展新的分支机构，而平安却死守那几个山头不能动，公司管理团队和中层干部有人开始动摇。有人选择离开，也有人劝他放弃金融控股，走分业经营的路子。甚至有领导班子成员替他抱冤屈，心气难平：“你成天在外面磕头作揖，为了等一个(监管部门)领导说上几句，几个小时站在街上等人家，等到半夜，值不值？”当着经营班子的面，马明哲的回答和表态是：“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我情愿给人家下跪！”

　　在每年年初平安集团的全系统工作会议上，马明哲基本上都会作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每一年他都明确告诫公司上下，平安要做“百年老店”，一定要朝金融控股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第二条路走。”

　　必须要指出的是，经过前10年的谋划、行动，平安的股东结构已被马明哲调理得相当多元化，持股分散。除了高盛、摩根两大外资股东，招商局集团、中远集团、深圳市财政局以及内部员工合股基金等分别持有大小不一的股权，从2004年的招股书中可看出，即使上市后，属于员工持股的股份还占有总股本的11%以上。股权结构已保证平安成为一家“内部人控制”色彩浓厚的公司。这是平安在政策压力下还能“一意孤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10年战略

　　2000年加入平安、现任集团COO的张子欣是麦肯锡顾问出身的职业背景众所周知，他与马明哲的结识于麦肯锡1996年底开始为平安做的投资管理项目。这个项目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马明哲问张子欣：“你对未来平安整体怎么发展有什么想法？未来市场有什么机会？”这个询问启动了麦肯锡为平安做的第二个项目，这就是对平安有着深远影响的10年规划。

　　平安集团1998年全国工作会议上，马明哲作了“平安第二个十年远景和战略”的主题讲话，提出了“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应走哪条路？我们如何到达？”4个问题。“国际一流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赫然出现在幻灯屏银幕中央。同时，马明哲认为国际化是惟一正确的道路。马明哲说：“现在很多人还在讨论平安走国际化道路对与不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探讨，先去做嘛。”

　　摩根、高盛进入平安对平安的国际化至关重要，带来了国际会计师和国际精算师概念，同时在此后的10年间在公司治理和内控体制等方面向平安施加了重大影响。平安早期聘请了大批的国际化人才进入保险业务的中高层。深圳平安总部的大楼里，担任中、高层管理者的境外员工此后达到了20多人，而在各一线机构的营销管理层中，这个数目后来也达到了350多位，平安的人力成本随之也达到国内业界之最。

　　在1999年元月召开的系统会上，马明哲以倒下的三株作比，研究资产、人员迅速庞大起来的平安和三株有哪些危险的相似、怎么避免后者的结局。他引用沃顿商学院一位教授的话再次强调平安的战略方向：“未来的保险业将经历重大的结构重组，金融服务业之间业务的相互侵蚀和竞争，将使得保险业不得不更深入地参与到其他金融服务业中……而保险业内的大规模并购以通过提高市场集中度来降低整个行业的综合成本率，以及保险与银行的战略合并与同盟，如旅行者和花旗银行的合并，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外在体现。”

　　这次讲演，当是思考了五六年之后的马明哲对平安金融控股模式的第一次完整阐述。他提出，公司的三个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探索集团模式。他向大家介绍了麦肯锡方案，在这份方案里，集团模式重建涵盖资本重组、组织架构、职能定位、管理定位、投资管理和内控稽核6个方面。

　　麦肯锡方案设计，平安将设立成立集团公司，作为非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公司代表股东管理资产，绝对控股寿险、财险、证券和信托公司，投资业务转移至至专门的投资机构，集团总部和专业子公司之间的职能重新划分和定位。

　　各专业子公司最终将相互结合，实现产品的交叉销售和市场信息分享。集团总部则加强对子公司的由上而下的指导，具体包括给予战略指导、设定关键绩效评估指标和资源分配等。子公司的部分“权力”也逐步上移，资金上划，集中投资，人力资源也由集团集中管理。此外，稽核、IT等部分职能实施共享，以创造规模经济。专业子公司负责人及其各部门负责人须向集团的高级决策小组有关人员负责，子公司定期向总部提交业务、财务计划以及计划实行成果，并向总部提交人事方面的各项信息。这些曾被公司视为的高度“机密”，如今都成为了平安集团的组织模式了。

　　成就首富的准MBO传奇

　　当年原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在多位国有企业老总面前曾向媒体宣称：“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马明哲则嘲弄王雪冰道，“我28岁就当上了全国第二大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你王雪冰42岁当行长，也真不容易”。

　　但令马明哲意想不到的是，王雪冰毕竟只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而马明哲孜孜追求的，则是要稳固自己的地位，把平安公司这家属于国有的金融机构转变为一家私人公司。

　　2003年，平安成功实施了准管理层收购(MBO)，令资产规模1800亿的平安脱胎换骨，由原来的国有企业逐渐蜕变为股权分散、治理结构良好的公众公司。

　　1999年，工行因国家政策要求退出金融业。一位前平安高层人士称，工行将全部股权悉数转让给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02年前后，中远集团和招商局亦分别出售了其持有的9.9%和14%的股权。至此，三大发起人全部退出平安保险，而对于中远集团和招商局股权给谁，当事各方闭口不谈。2002年10月，香港汇丰银行斥资6亿美元参股平安10%，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而此时，平安保险的第三大股东换成了江南实业。平安方面的解释称，江南实业与新豪时同属员工持股机构，员工持股计划分别持有江南实业和新豪时69.11%和98.15%的股权。

　　2003年，平安最大股东、持股16.09%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出于符合保险业单一股东持股不超过10%的政策法规及深圳市国企战略重组的需要，在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8800万股，约合平安总股本的3.6%。当时的买家是深圳市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平安上市招股书的披露看，这部分股权已经转让，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股权在上市前下降至12.49%。同样是出于深圳市国企战略重组的需要，持股6.93%的深圳市财政局也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具有国资背景的深圳市深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03年平安按照计划在全球发售的股份数目为13.88亿股，占公司扩大后股本的22.4%。主要售股股东为深圳市政府背景的两家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卖出7300万股，持股权由12.49%降至8.77%，居第二大股东；深业投资管理公司将售出4050万股，持股比例由6.93%减少到4.87%。

　　其他前九大股东中，除了汇丰斥资12亿港元增持平安股权至9.9%而继续居第一大股东外，其他股东的股权均因上市而相应摊薄。此时，平安员工持股计划——江南实业和新豪时分居第三、四大股东，总计持有14.02%的股权。但从相对值看，平安员工持股计划占前九大股东的股权比例已经上升至23.7%，影响力大大增强。而此时，马明哲终于真正握住了平安“掌门人”的权柄。

　　而之所以称平安的员工持股计划为准MBO，或称次MBO，是因为平安的管理层理论上并没有占绝对控股地位，即便是在江南实业和新豪时内部也没有实现控股地位。但很明显的一点是，管理层在公司内部对员工拥有很大的管理权与威信，即使他们表面上不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决策，仍在员工持股计划内部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这种管理权和威信当然离不开马明哲及其团队的建构和维持，从1988年到2004年，马明哲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努力了16年，也等待了16年。

　　2004年的中国首富

　　2003年2月，在马明哲的指挥下平安集团分业重组落幕，正式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拖四”框架完全显现。集团控股设立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公司、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平安信托投资公司依法参股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使平安形成了以保险为主，容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高效、多元的集团控股经营架构。

　　2004年6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平安保险H股(2318-HK)登陆香港股市，在2004年共融资143亿港元，这显然是该年度亚洲区域里最大的一宗IPO(InitialPublicOffering)个案。

　　上市的成功也为马明哲带来了丰厚的个人收益。据平安招股书披露，至2004年4月24日，马明哲本人拥有员工持股计划的约1.10%，相当于公司发行股本的0.16%，为平安公司内部持股额最多的个人。这是诞生于1992年的一个持股计划，催生了平安内部大大小小2万名上市受益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共同分享总计4.2亿元的投资盛宴，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其发起者——马明哲。也正是因为这个持股计划，平安在12年之后的IPO时，马明哲旗下的江南实业和新豪时合计所持14.02%的股权，成为了平安实际上的第一大股东。

　　早在2002年年底，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香港汇丰银行参股平安保险时，给出的股价是每股20元港币。《新财富》杂志在2003年1月相继披露到，马明哲通过“新豪时”和“江南”实业两家公司，累计控制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左右的股份，总计达5亿股，而其掌控的平安保险的总资产则高达1500亿人民币。如此计算，马明哲当年实际持有的平安公司股份价值达100亿人民币以上。比起《财富》杂志所评的资产为91亿的2003年的首富丁磊，马明哲理所当然地荣膺了中国新一届首富的桂冠，一时间成为了在媒体前频繁曝光最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匮乏“富豪”的国度，尤其是在过去20多年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致富奇迹。马明哲就是中国金融保险业在改革开放时势下造就的一个披着“神话”色彩的“富豪”。

　　围绕“平安神话”的疑团

　　据《商务周刊》报道，2004年6月24日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成功上市，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不过，这一天还是诞生了许多重磅新闻。比如平安招股价为每股10．33港元，根据这一天同时公开的平安自然人持股情况，如果将尚不能流通的法人股按该招股价计算，12个亿万富翁和2个准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身价超过10亿港元的也有4人之多，他们的身价合计约为91亿港元。这些自然人中，既有平安的两大“高管”马明哲和孙建一，有刚刚离任的健力宝集团总裁张海这样的“资本大鳄”，也有平安第五大股东源信行“所有者”美女刘方这样的“无名之辈”。

　　谁是刘方？

　　恐怕没有人能想到刘方会是平安保险公司上市之后最大的自然人持股者——持有按市值计算高达29.44亿港元的平安股权。据媒体报道，刘方的真实身份是：女，1979年6月7日出生，高中学历，家庭住址是北京东城区某街道，1997年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一家著名高档商务中心市场销售部担任市场拓展经理。她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拥挤的小四合院里，父亲刘振江是首汽的出租车司机，母亲在一个机械厂当工人，并且两人都已退休。

　　曾几何时，新闻记者这样写到初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刘方给人的印象：“她身材高挑，穿着深蓝色西服套裙，齐肩直发，淡妆，举止礼貌得体，显得很职业……(下属反应)刘方非常能干，有自己的秘书，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这位高中毕业后工作仅7年的姑娘，仍然难以让人相信她是一位拥有近30亿港元身价的亿万富豪。”

　　那么，刘方和刘振江父女俩是如何得到并控制了37亿港元市值的平安股权？北京市工商局的登记资料显示，平安公司第五大股东源信行投资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27日，但刘方、刘振江父女进入这间公司是此后一年的事。2001年12月10日，父女俩各以5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在同一天分别成立了北京恒丰永业经贸有限公司和北京裕昌隆工贸有限公司。两天后，只有3位股东的源信行投资公司就将2000万元人民币的出资以两个1000万元分别转让给了恒丰永业和裕昌隆。刘方、刘振江父女开始正式出场。

　　一个月后的2002年1月16日和19日，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氏父女以投资者身份，将5亿元人民币投到源信行投资公司，恒丰永业和裕昌隆一跃以55％和32％的股权成为源信行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不到10天，父女俩再一次增资。2002年1月28日，恒丰永业和裕昌隆又向源信行投资5亿元，将源信行原来1亿元的资本金提高到了11亿元。刘方接任源信行执行董事和法人代表。增资扩股的故事还没完。工商记录表明，一个月后的2002年2月26日，源信行又增资5亿人民币，资本金达到16亿元，这一次投资者是一家名为武汉益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但3个月后的2002年5月24日，武汉益利将这5亿元人民币全部转让给了刘氏父女控制的恒丰永业和裕昌隆。自此，父女俩以半年15个亿的投资速度，完成了对源信行投资公司的控制。

　　郑建源浮出水面

　　据媒体报道，源信行投资公司2002年以7.6437亿元人民币的货币资金长期投资中国平安保险股份公司，所占比例为8.56％。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这部分平安股权购自招商局和转让自中国香港新世界集团。至于刘氏父女哪里来的如此巨资投资平安，与此相关的故事中的另一个关键主角——郑建源也粉墨登场。这位神秘人物郑建源与其说是富翁，倒不如说更像一名导演，至少是源信行刘氏父女财富故事的现场导演。

　　从郑建源在北京的暂住档案中，可以发现郑建源是在1999年3月26日来京，并于2000年4月27日以500万元注册了宝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前身——北京新源联动投资管理公司。当年10月27日，他又以300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源信行投资公司，并担任两家公司的首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办公地点与次年刘方父女注册成立的恒丰永业和裕昌隆的办公地点相同。

　　显然，在平安保险财富故事的背景之下，发生了一系列的资金和股权腾挪。早在1992年，中国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的中国香港新世界与武汉建设投资公司各出资50％成立了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裕彤之长子郑家纯担任董事长。就在郑建源来京的1999年，武汉武新花费1.5037亿元人民币获得了中国平安保险4.4％股权。1999年年底，新世界方面又将所持有的50％武汉武新股权转让给了武汉宏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当时这个公司的掌控者是郑裕彤控制的位于广州顺德的周大福珠宝加工厂工作的3位自然人。2001年8月22日，武汉宏基更名为武汉益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同时变更股权，北京新源联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52.94％，上海银峰(郑建源于2001年7月在上海成立并控制的公司)占47.06％。虽然不清楚具体操作，但平安股权向郑建源转移的通道由此形成。

　　2001年12月，北京新源联动公司更名为宝华投资，2002年12月，在董事长郑建源主持下的股东会，再次将其更名成为今天的宝华集团。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一家名为深圳致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2001年12月向宝华投资了1.37亿元人民币。一月后的2002年1月23日，这家深圳公司又向宝华增资5.5亿元人民币。两天后，另一家北京汇宝华科贸发展公司也向宝华投资了5亿元人民币。此时的宝华注册资金达到了13.62亿元，和16亿元的源信行一样，没有任何经营活动，只是个“钱袋子”。2002年年底，平安股权发生了两件大事，发起人股东中远集团和招商局将自己持有的9.9％和14.3％的股权进行了转让，退出平安。同时，股东中出现新面孔——宝华投资和源信行投资。很显然，与其说刘氏父女是富翁，倒不如说更可能是在当初外资入股国内保险公司尚存在政策障碍的情况下，郑建源手中所掌控资金在国内“曲线救国”所选择的代理人，他们拥有的可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郑建源的背后

　　那么，郑建源又是何方神圣呢？在平安，许多人似乎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一致的说法是，“郑裕彤的代表”。事实上，郑建源和郑裕彤两人确有关系。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郑建源于1994年8月——1997年5月曾在郑裕彤的新世界(中国)公司任经理。另据一位和郑建源在新世界共事多年的陈姓同事透露，郑建源神秘富翁的身份是一个误会。实际上，宝华公司的性质是海外华人富豪以公司型基金的形式管理在内地的个人投资项目，郑建源是投资基金管理人，作为自然人由投资者委托而持有股份。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郑裕彤也不是郑建源的最终控制人，郑裕彤顶多是个“抬轿者”。那么，最终的控制人到底是谁呢？根据来自多方渠道的消息，对最终掌控者的描述是：30来岁，常住北京，在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创立了一家公司，一直从事IT方面的工作，曾经帮助平安保险以及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从事IT项目的建设与咨询。

　　关于平安，到底还有多少故事？作为平安的老总，马明哲和这几大股东之间是个怎样的利害关系，对此他又知道多少内幕，采取的是何种立场，这种非体制化的操作程序对平安未来的发展有何影响？这些，到现在我们都不得而知。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险市场对境外资本正在逐步开放，商场上的形势是既卧虎藏龙又风雨满楼，政治因素和政府行为的影响自然要比以往少了很多，企业的规范经营和有效经营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取得的个人财富才是长久的财富，“首富”的称号才是光荣和令人羡慕的，这也才体现了我们崇尚财富的初衷。让我们祝福平安好运，马明哲好运。